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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分享拙著《诗之为诗：诗经大义发微卷一》中解读《召南·羔羊》的一节，请大家批评指正。

　　人的具体性或者说有限性，首先就体现在吃饭之上，其次体现在穿衣上，再次体现在居室、最后体现在行走上。常言所谓“衣食住行”在《羔羊》篇都有体现。“羔羊之皮，素丝五紽”是衣，“退食自公”是食，公所或退而居家是住，“委蛇委蛇（yí）”是行。衣食住的紧迫需求，在从容自得的行道中得到适度的满足和节制。《羔羊》全篇的旨归，就在行道委蛇之象。

　　行道几乎是绝大多数诗篇发生的机缘。诗篇所写，也多在路上。《关雎》入室琴瑟鼓乐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左右流之”“寤寐求之”；《葛覃》归宁父母，连起兴之葛也从山谷的一边延施到另一边；《卷耳》“置彼周行”“陟彼高冈”，是在路上的深思和远望。《鹊巢》嫁娶，却只写车马的往来，“百两御之”“百两将之”；《采蘩》《采蘋》写祭祀，却多着墨于山野祭品的采摘，“于沼于沚”“于彼行潦”。有道路，然后有世界。是道路把天地之间的莽原敞开为人类的生活世界。行走，然后望见远方，而不是反过来。为什么诗谓之“风”？作诗谓之“行吟”？观夫《诗》三百多在路上，可知矣。

　　路上的行走可以是从容的，也可以是急迫的。《邶风·北风》“既亟只且”是急迫，“其虚其邪”是从容（“邪”即“徐”）。急迫是迫于情（无论是感情还是处身情势），从容是适于性。《关雎》“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是迫于情，“悠哉悠哉”“琴瑟友之”是适于性。《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是迫于情，“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是适于性。道路的遥远可以缓解情的急迫，行道的节律有助于找回适性的从容。为什么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当他投入游戏就可以忘怀陌生环境带来的焦虑？为什么“驾言出游”即可“以写（泻）我忧”（《邶风·泉水》）？这些日常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道路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事物可以成为中国思想的基本取象？

　　不吃，人会饿死；无衣，人会冻死；没有房子和“房事”，人甚至不会出生。衣食住往往相关于急迫的情势和欲望，而行道并非无之即死的基本生理需求。在《论语·先进》侍坐章的各言其志中，子路、冉有的志向陈述涉及饥饱贫富，公西华谈及服饰礼仪，都是国计民生之必须，而曾点之对则涉及一次貌似无关紧要的暮春出游、悠道。孔子“吾与点也”之意，在肯认无用的“游”带来生命的从容。这种从容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饭后甜点，而是决定吃饭本身是否属于人类文明活动的关键，因为，通过“游”获得的从容节度可以缓解衣食欲望的遽迫，并把它们纳入到礼乐生活的宽裕温柔、中和节制之中。

　　从子路、冉有的观点来看，以及从荀子《礼论》、黄宗羲《原君》的观点来看，《羔羊》的“委蛇委蛇”是丰衣足食的结果；而从“与点之意”出发，却可以看到相反的一面：在本源的意义上，“委蛇委蛇”恰恰是衣所以丰、食所以足的前提。如果不能委蛇自得，虽丰足而犹遽迫；如果能“委蛇委蛇”，自适其性，则可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之所以能丰衣足食于箪食瓢饮，安居于陋巷，是因为他首先已经是自由人，真正的自由人，无条件的自由人。这种自由的无条件性比动物的自然还要自然，因为它是返回的自然。返回的自然就是人们已经说滥了的但并不真正理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自然本性的回归。

　　《庄子·逍遥游》里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不是鹪鹩、偃鼠说的话，是许由对尧说的话。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动物的自然，实际说的是人的自由。动物自足其性，但不自知，是为自然；人能自知其自足，复其本性，是为自由或返回的自然。自知，所以能自由，所以能不自由。正因为有不自由的可能性，自由才是自由或返回的自然，而不是直接的自然。自知，所以能自失，故人能贪得无厌、奢靡无度、丧心病狂、仓皇遽迫，这便是不自由；自知，亦所以能自反，能自诚明而自我成就，能成己而成物，这便是自由。鹪鹩、偃鼠之所以能自足，是因为它们自在其性，未离自然；颜回之所以能不改其乐，是因为他能自知其性，返回自然。

　　同样，“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秋水》）并不是鱼说的话，而是庄子说的话。在这一点上，惠施是对的。但惠施只关心自然或鱼是否快乐或人是否知道鱼快乐不快乐，而庄子观鱼的焦点却是人的自由或返回的自然。庄子说“我知之濠上”，而非知之水中。濠上观鱼之乐的本质是自由之乐或返回的自然之乐。“儵鱼出游”是鱼的自然，知“鱼之乐”是人的自由返回于自然的投射，“从容”则是自由与自然的融合：“从容”既是对“儵鱼出游”的自然摹状，也是观鱼者的自由对自然情态的返回。与之相反，或者说与之相同，《羔羊》的“委蛇委蛇”则既是“退食”之人的自由摹状，也是其自由表现为一种类似于“儵鱼出游”的自然情态。

　　鹪鹩、偃鼠所喻指的生活状态，首先是因为有了“委蛇委蛇”，然后一枝之木、满腹之水才是富足的。相反，一个杀尽邻居、独占山头的居者，一个断流取利、沿流设卡、巧立名目、鱼肉百姓的饮者，却永远是不可能富足的。即使拥有十万大山，他也会感觉无处可居；即使拥有整条富春江，他也会感觉无水可饮。他一心所想的，是去占有更多山林和河流。他永远是自己的欲望和所占有之物的奴隶，因此他既不自由，也远离自然。浅层的自由是对自然的摆脱，深层的或真正的自由却是对自然的返回[ 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关系，可参张轩辞“席勒论自由、自然与人性的整全:从《散步》诗的解读出发”，见《关东学刊》2021年第2期]。如果不能返回自然，停留在反自然的浅层自由中，那么，他拥有越多，就越陷入贫穷。这不是寓言，这是人类生活的实情。

　　《羔羊》之人何以能节俭？以其能委蛇行道。反之亦然：何以能委蛇？以其能节俭衣食。节俭并非违反衣食天性的自然，恰恰相反，惟节俭能复归衣食需要之天性自然。鹪鹩巢林于一枝，偃鼠饮河止满腹，这是天理自然，自适而不害物，委蛇委蛇；独占山头，断流取利，这是人欲，贼物而自戕，害性伤生，使自己和他人都处在一种褊急相残的关系之中。一旦如此，则勤奋致富会变成贪得无厌，节俭美德会变成吝啬褊急。

　　所以，《羔羊》诗义的要点，并不在“素丝五紽”的节俭（如《诗经原始》所论），而在“委蛇委蛇”的宽裕从容。《魏风·葛屦》《唐风·蟋蟀》都是勤劳节俭的典型，而毛诗以《葛屦》为“机巧趋利”“俭啬褊急”，以《蟋蟀》为“俭不中礼”，正是因为二者都缺乏《羔羊》的宽裕从容。至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更是早期现代生活方式建立之初的吝啬富豪典型。韦伯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也论证了现代形式的勤俭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现代性驱使传统的勤奋美德异化为高强度的紧张劳动，使节俭异化为成本控制和劳资矛盾。在这个问题意识背景重读《羔羊》，可以促使我们思考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文明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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